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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将领并非一团和气:罗瑞卿与彭德怀有积怨
    日期:2014-03-21 10:17:30    编辑:27军事网    来源:
    本文摘自:光明网,作者:散木,原题为《彭德怀与华北座谈会》一、彭德怀受到了批评1945年2月至7月之间,中共“七大”召开之前和之后,在延安同时召开了一次前后
    文章《中共将领并非一团和气:罗瑞卿与彭德怀有积怨》由作者投稿编辑于2014-03-21 10:17:30 收集整理发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请及时向我们反馈。

    1975年夏,罗瑞卿的腿疾经治疗初见成效。他试着扔掉双拐站起来,高兴地说:“我站起来了!”对于林如高的精湛医术,他曾向周恩来汇报,并向福建省委建议,帮助总结经验,造福人民。

    本文摘自:光明网,作者:散木,原题为《彭德怀与华北座谈会》

    一、彭德怀受到了批评

    1945年2月至7月之间,中共“七大”召开之前和之后,在延安同时召开了一次前后有43天的“华北座谈会”,亦即2月1日至7月25日的“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 彭德怀、林彪等,大会推选薄一波为主席。

    华北座谈会本来安排的议题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工作,“是因为在华北主要是在晋冀鲁豫区的工作中,地方干部及一部分军队干部对彭德怀同志有某些意见,长期未得到解决”(薄一波语), 所以利用七大开会前的时机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这也是由薄一波向彭德怀建议召开的。彭德怀当时也说:“我早有这个想法。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气出了名的’,让大家批评批评很好嘛。”

    彭德怀在座谈会上检讨了在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他在2月1日的报告中,如对众说纷纭的“百团大战”,认为其“弱点是暴露了力量,警惕了敌人注意自己。敌人1941年、1942年严重搞我们,但是否由百团大战引起,这还不能过早结论。不管怎样,敌人是要搞我们的”。除军事之外,彭德怀还检讨了1940年黎城会议(即中共北方局召开的太行、太岳、冀南等根据地高干会议)“有正确与错误的两个方面”、抗战初期“对国民党提‘互相帮助,互相发展’,未分析具体对象”以及整军运动中“未解决群众路线问题”等;“百团大战”之后“对敌人的自首政策在原则问题上的严肃性与具体问题上的灵活性未结合”、“对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新阴谋,半年未研究,造成被动”以及“对皖南事变不冷静”等;1943年彭德怀在太行高干会讲话的错误,等等。

    但是,后来这个座谈会却发展为对彭德怀的过火批评,这主要是康生参加会议后所导致的。“康生首先打了一炮”,从此把座谈会变成了批判会,讨论、批评的内容变成对彭德怀历史问题的“清算”。康生气势汹汹地对彭德怀说:你在抗战开始时执行的是王明路线。你不懂根据地建设的规律,不发动群众。你组织的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军力量大部吸引过来,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等等(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


    其实,除了康生这个因素,对彭德怀的不公正的批评还受到当时中共整风中出现的左倾影响,以及由于彭德怀在党内树敌过多等所导致。于是,就出现了令人寒心的一幕:几乎全场一致集中火力批判百团大战,“一些同志在发言中说彭总领导的百团大战是大错误,一是暴露了自己的力量,二是帮助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彭德怀有积怨的罗瑞卿当着彭德怀的面说:“主席要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你却总是坚持错误,修正真理。”只有少数人主持公道为彭德怀缓颊,如萧克的发言“也批评了彭的错误”,但说“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打得不错,扫除了敌伪许多军事设施,恢复了根据地不少面积”等等。但马上有人说他思想落后跟不上形势(《萧克回忆录》)。薄一波回顾说:“我和杨尚昆、安子文同志都是参加了并且完全赞同百团大战的,可是在这种气氛下,未能起来据理反驳,内心深感不安和惭愧。”二、所谓“经验主义”和王明的“教条主义”

    华北座谈会上对彭德怀的批评,与延安整风这一背景有关。当时作为整风的主要对象,除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外,还有就是所谓经验主义,涉及到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当时苏联驻延安的代表、共产国际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在电报中称:“毛泽东把刘伯承、彭德怀、叶剑英、周恩来、聂荣臻都看成是经验主义者。”

    所谓经验主义,就是指它与王明的教条主义虽然有区别,不是从书本出发,但是却从狭隘的经验出发,且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其实与教条主义无异,尤其是对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往往与教条主义合伙,成为其助手和附庸。这是指抗战初期的中共长江局(周)和华北军分会(彭)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受王明路线的影响的。

    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召开了“十二月会议”,在山西前线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周恩来、彭德怀以及北方局的刘少奇,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项英都参加了。会议宣称“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路线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于是也就通过了王明的报告和宣言,这标志着王明右倾(此后称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实际形成。

    彭德怀在“十二月会议”上“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他后来承认当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彭德怀自述》)。但是他“对保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是明确的”,他在华北会议上说“华北党是否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受了,但未执行”;“十二月会议”后的半年多时间中,在华北,“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中的官兵叛变的现象”,此后“直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

    其实,不独彭德怀一人对王明路线认识不清。 毛泽东后来在提到“十二月会议”时说道:“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洛川会议我提出抗战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解”(1943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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