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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帮内定的副总理77年为何用洗厕水自杀?
    日期:2014-03-21 10:28:21    编辑:27军事网    来源:
    核心提示:不久,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直接点了他的名。于会泳当晚一夜未眠。第二天,他找专案组谈话,请求与中央驻文化部工作组组长谈一次话。然而,他得到的答复是:组
    文章《四人帮内定的副总理77年为何用洗厕水自杀?》由作者投稿编辑于2014-03-21 10:28:21 收集整理发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请及时向我们反馈。

    核心提示:不久,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直接点了他的名。于会泳当晚一夜未眠。第二天,他找专案组谈话,请求与中央驻文化部工作组组长谈一次话。然而,他得到的答复是:组长工作忙,没有时间和他谈话。于会泳彻底绝望了。

    本文摘自:《老人报》2014年3月19日A17版,作者:艾英旭,原题为:《曾是“四人帮”拟定的副总理人选》

    1977年8月28日上午,于会泳在院子里散步时,发现厕所窗外有一只瓶子中盛放着足以使人穿肠烂肚的“来苏水”,便趁看守人员不注意时,将这只瓶子挪到自己经常洗脸的位置。下午,他午睡起来去厕所洗脸刷牙后,将“来苏水”倒入了自己刷牙的杯子中,用湿毛巾捂着带回了自己的房间。入夜,于会泳提笔给母亲、妻子和女儿写下遗书……

    于会泳有音乐天赋,曾经是优秀的教师、有才华的音乐专家,“文化大革命”后期当上了文化部部长。粉碎“四人帮”后,他被隔离审查,最后自杀。于会泳走的是怎样的人生之路呢?

    从贫苦少年到音乐专家

    于会泳1926年6月生于山东乳山县于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于会泳从小喜爱音乐。读到中学时,因家中贫困,辍学回家,被当地聘为小学教师。1946年9月,他找到中共胶东地区党组织,表达了参加革命的决心,随即被安排到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工作团工作。

    1949年10月,组织上送于会泳去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专修班进修学习。于会泳很快就掌握了乐理、乐谱、演唱等音乐基础知识,并且学会了作曲。他选择民歌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他所演唱的民歌,生动传神,曲调优美,这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

    1950年9月,经院长贺绿汀举荐,于会泳留在音乐工作团搞创作工作。此时,该学院已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后改名为上海音乐学院)。

    在上海音乐学院期间,于会泳创作了大量作品。他于1963年出版的《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一书,有较高水平。依靠这部专著,于会泳得以跻身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专家行列。

    被江青看中

    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抓京剧革命。她把《红灯记》剧组调来,在上海演出多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上海文艺界许多“笔杆子”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红灯记》进行评论。于会泳也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京剧假如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必须对原来的京剧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

    江青对于会泳的文章非常赞赏。有一天,江青问张春桥:“于会泳是个什么人?”张春桥通过上海音乐学院了解了于会泳的经历和表现后,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一听于会泳是个“根正苗红”的专家,马上提出要见于会泳。第二天,于会泳被通知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说有一位领导同志要和他谈话。于会泳到地方后才知道,原来要见自己的是江青。谈话中,江青当面称赞他,还当着于会泳的面对张春桥说,今后在搞革命现代戏的过程中要重用于会泳同志。江青的话,使于会泳受宠若惊。

    成为江青搞样板戏的“台柱子”

    与江青见面之后,于会泳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久,张春桥将于会泳调到上海京剧院,让他担任重点剧目《海港》剧组的音乐设计组组长。

    于会泳把《海港》中全部乐曲都认真分析了一遍,找出剧中乐曲中的问题,然后寻找改进的办法。他在设计《海港》女主角方海珍的唱腔时,更多地将京剧程派的唱腔加入进去,充分发挥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点。江青听了录音带后,非常高兴。

    于会泳改造《海港》唱腔成功,使江青更加看重他,把他作为搞样板戏的“台柱子”。很快,于会泳被调到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负责全剧唱腔设计工作。于会泳把中国传统京剧中最响亮、最高亢的唱腔进行分析选择,然后将其中精华部分融入《智取威虎山》一剧的唱腔中,还对全剧音乐进行了艺术加工,使改造后的唱腔和音乐十分和谐。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考验”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于会泳正在北京随《智取威虎山》剧组演出,他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电话:必须立即回到音乐学院接受群众批斗、审查。造反派认定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于会泳找到张春桥,问怎么办。张春桥回答说:“你回去吧。不要怕,我们信任你。你回上海以后,要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

    于会泳回上海后,立即到上海音乐学院,主动找到学院红卫兵各主要战斗队的头目,非常虚心地征求红卫兵的意见,并且主动作检讨。

    这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让手下人到上海音乐学院做红卫兵的工作,说于会泳是革命的。江青在一次开会时,特意派人用自己的轿车去接于会泳。还有一次,江青特意拉于会泳和自己一起上台会见演员。红卫兵们得知后,不再揪斗于会泳,反而认为他是革命教师的代表。

    于会泳受到江青的青睐,工作更起劲了。他参加了《杜鹃山》、《平原作战》、《龙江颂》等样板戏的音乐创作。这些样板戏中的每个字,每个音符,都有他的心血。

    1968年,《文汇报》发表了于会泳写的文章《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这篇文章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三突出”理论。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江青的称赞。

    1969年4月,于会泳作为上海的党代表,出席了中共九大,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中共九大之后,他担任国务院文化小组副组长。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之,在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他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

    也曾受到江青的猜疑

    江青是个喜怒无常、喜欢猜疑的人,对于会泳也是如此。

    1974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将拍摄的故事影片《创业》送国务院文化组审查。于会泳觉得这部影片很好,立即打报告向江青等人推荐这部影片在1975年春节公映。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先后批示同意,江青也圈阅同意。就在于会泳下令发行时,突然被江青叫到钓鱼台,她当面指责于会泳:“《创业》这么糟,你为什么批准发行?这部影片明目张胆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家伙评功摆好。”于会泳立即以文化部的名义下令停止发行《创业》。除自己写检查外,还根据江青、姚文元的意见,写出文化部对《创业》的“十条意见”。不料,当年7月毛泽东在《创业》编剧张天民的来信上批示道:“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于会泳又不得不和文化部的党组成员共同写出检讨呈送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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