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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仲勋秘书:习近平为人特别像他父亲
    日期:2016-01-20 17:18:23    编辑:27军事网    来源:27军事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同志出生于陕北富平的一个农民家庭,12岁那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他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国
    文章《习仲勋秘书:习近平为人特别像他父亲》由作者投稿编辑于2016-01-20 17:18:23 收集整理发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请及时向我们反馈。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同志出生于陕北富平的一个农民家庭,12岁那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他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他还不满15岁。出狱后,他长期在陕甘地区从事革命斗争,1933年与刘志丹等人创建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是陕甘苏区最年轻的一位领导人。1935年9月在错误的“肃反”运动中被关押,幸被及时赶到的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解救。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任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协助彭德怀解放大西北。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工作。1951年亲自护送第十世班禅从青海进藏。1952年调中央,1953年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辅助周总理处理国务院工作。1962年9月,因一部名为《刘志丹》的长篇小说,遭康生诬陷,在“文革”中又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前后长达16年之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1980年12月,调中央工作。1982年9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3年后,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2002年5月24日在北京病逝。

      我从1996年初开始给习老当秘书,直到2002年习老去世,在他身边工作了整整七年。以后,又有两年时间为其整理资料,直到2004年6月调到上海工作。是他的最后一任秘书。

      

    秘书忆习仲勋:习近平为人特别像他父亲

     

      我是他的后辈,他所经历的沧桑岁月我无法亲眼见证,但作为他的秘书,我长期接触与他有关的人和事,也曾听他亲口讲述早年的种种经历,由此,我对他的革命生涯有了一点了解。

      纵观习老的革命生涯,有两大闪光点:一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跟随刘志丹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为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二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广东担任省领导时,他力主制定让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率先进行改革开放的试验、开拓,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广东的改革开放,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位“习主席”只有22岁

      毛泽东初识习仲勋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毛从当时农村院墙上张贴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布告上看到了“主席习仲勋”的名字。当时,陕北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在革命内部进行了所谓的“肃反”,凡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习仲勋当然也无法幸免,与刘志丹等人被关押在瓦窑堡的土牢里准备处死。幸亏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在此时到达,得知此事后立即通知“刀下留人”,释放了刘志丹和习仲勋等遭受迫害的同志。毛泽东见到习仲勋后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位“习主席”只有22岁,“真年轻”。习老后来对我们说,“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些人就被活埋了!埋我们的坑都已经挖好了。”

      1952年初,习老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正在阅读习仲勋发来的一份关于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份报告十分满意,他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2002年习老逝世,薄一波送来了亲手书写的挽词:“惊悉‘炉火纯青’逝世,不胜哀悼”——引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习老最早提出“经济特区”的概念,还为广东要来了“先走一步”的“尚方宝剑”

      习老是1978年4月到广东主持工作的。先是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又当选为省长,直至1980年12月调回中央。习老主持广东工作的这段时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当时的广东,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之后,千头万绪,百废待兴。而习老直至来广东的前一个月,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按习老的夫人齐心的话说:“仲勋那时候恨不得没日没夜地工作,他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补回来,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实事。”

      习老到任后,即到广东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接触了很多人,了解了许多事。当时,素有“水果之乡”美誉的广东,别说荔枝、香蕉这些水果成了奢侈品,就连日常必须的副食品也极其短缺。老百姓的菜篮子里多是“无缝钢管”(空心菜),更不敢养“三鸟”(鸡鸭鹅)。习老曾说过这样一件事:1978年7月,他到当时的宝安县城深圳考察,在沙头角镇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凉冷清,不少人跑到香港那边去就不回来了。他感到很难过。这次宝安之行,对他的触动很大,他下决心要搞好广东的经济。

      经过一番调查和思考,习老意识到,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广东难以有大的发展,调整经济的关键是政策,如果中央能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不久机会就来了。

      1978年11月至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习老代表广东省委汇报了广东的工作,其中就讲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同时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这种敢于突破旧体制的大胆构想,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习老又出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习老曾说过,参加完这次会议,他心里有底了,他感到自己的一些想法与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非常相似。

      回到广东,习老召集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如何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和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

      1979年4月,习老再度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上习老直截了当地把广东省委的这些想法说了出来。他请王全国同志(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代表省委发言,建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建立对外加工贸易区,以利于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按照国际市场的需求组织生产。

      广东省委的意见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视,并得到赞许和支持。之后,习老又单独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资金时,小平同志一挥手:“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受中央委托,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领导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了一个文件上报中央(即《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这个文件给特区定名为“出口特区”。

      7月中旬,中央做出了回应,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方案,同意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在深圳和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即1979年“50号文件”)。

      对于中央的这一决策,习老感到责任重大。他多次讲到当时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权,可以先走一步,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也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

      为了落实这一决策,习老做了很多具体工作,他同深圳市委共同研究建设特区的各项工作,具体研究解决了边境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等政策问题,并决定从省直及有关方面抽调干部,增强深圳市的干部力量。

      1980年3月末,谷牧又来到广州,主持成立特区的会议,会上习老将最早提出的“出口特区”名称改为“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立经济特区”。

      1980年12月,习老调离广东到中央。这时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各项工作已经初步展开,经济建设,特别是外贸出口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较快。一些大的合资项目,如大亚湾核电站、广深珠高速公路、以补偿贸易方式同澳门合作在韶关扩建大型发电机组、向外资贷款建设珠江三角公路桥等,都在进行技术可行性论证或洽谈。此后广东的经济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习老在调离之前,为广东要来了“先走一步”的政策,这是他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参加开国大典时才36岁,50年后重登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盛典,了却了多年心愿

      习老为人谦虚谨慎,淡泊名利。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庆祝大会,另一次是出席深圳特区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

      习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长期在深圳休息,没有回过北京。1999年9月28日到10月9日,习老应党中央的邀请,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庆典,是他九年来第一次回京。

      虽然多年身居南方,但习老始终关心着北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这次应邀出席国庆大典,他显得非常兴奋。在来京之前,他就经常念叨着:“九七香港回归后,我没有应邀去香港;之后,作为十五大特邀代表,我请假没有出席。但九九年的五十年国庆大典,我一定要参加。一九四九年,我作为西北地区的领导人,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国人民一起欢庆新中国的成立。五十年大庆,我要重登天安门城楼,亲眼看看新中国五十年的伟大成就。这是我多年的夙愿。”

      1999年10月1日上午,习老穿了一身女儿桥桥特为他出席国庆大典而定做的灰色中山装,于9时30分准时到达天安门城楼。习老被安排在城楼最前面第一排西侧贵宾席,他的左边是黄华同志,右边是谷牧同志。庆祝大会10点准时开始,看着广场上声势浩大的阅兵部队、展示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丰硕成果的游行彩车,和热烈欢快的群众队伍,习老激动不已。他精神很好,多数时间一直站着,不时向游行队伍招手致意。我抓住机会,为习老拍了不少照片。

      当天晚上,我征求习老意见,是否还出席国庆联欢晚会,习老兴致很高,表示要参加。晚上八点整,他在天安门城楼前面东侧的贵宾席前就座,观看联欢表演和礼花。后来因风大气温很低,经我们工作人员的再三劝说,习老才返回城楼大殿内休息。这时,习老让我向中办转达他对江泽民同志的感谢和问候。片刻之后,我们看到江泽民同志出现在大殿门口,他跨过门槛,快步走向习老,上前紧紧握着习老的手,说道:“习老您身体真好,几个活动都参加了。今晚天气这么冷,您也来了,连个围脖都没戴……您夫人身体可好?我让王冶平来看你们。”说着,江泽民同志招呼我和记者给他俩合影留念。

      在随后的几天,习老游览了北京市容,故地重游了中南海,会见了前来看望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与老战友老同志叙旧,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直到10月9日返回深圳。

      1949年习老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时才36岁,50年后的国庆盛典他重登天安门,可以说是了却了他多年的心愿。他的出席,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习老常常提起,他对这次北京之行非常满意。

      父子俩相隔25年先后担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这在我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习老对子女的教育更多的是“身教”,而非“言传”。他性格耿直,一辈子坚持真理不说假话,作风清廉,从不骄纵家人。习近平当福建省省长的时候,回家看望习老,都是毕恭毕敬站在一边,直到习老发话他才会坐下。前不久香港《大公报》的一篇文章评价习近平“平实低调,谦和大气”,这也是习家家风的体现。

      上世纪五十年代,习老的夫人齐心在中央党校工作,离家很远,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家中都要八九点钟了,当时近平的弟弟远平还在哺乳期,没有一天不饿得嗷嗷大哭,但即使这样,习老也没为夫人换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单位。后来,为了让齐心阿姨安心工作和学习,习老硬是让小女儿安安靠吃奶粉长大。

      习家的孩子从小家教甚严,众所周知。用习近平的话说,“爸爸平生一贯崇尚节俭,有时几近苛刻”。孩子们的衣服从来就是哥哥姐姐穿旧了、穿小了,再给弟弟妹妹穿。有一次近平因为不肯穿姐姐桥桥的花衣裳急哭了,习老出面救急,用黑墨水把花衣裳花鞋子染黑了,再让他穿.

      在齐心阿姨看来,近平的为人特别像他的父亲,有些事做得和习老简直如出一辙。那年,近平离开中央军委,主动到河北正定工作不久,有次出差,坐的是火车硬座。途中,忽听有人在车厢里哭,原来是一对逃票的姐妹被逮着了。两姐妹说是去找父亲,实在没钱买票。近平听了,一下子就想起自己“文革”中孤苦一人异地漂泊的日子。他看那两姐妹年纪很小,穿得也很破,不像撒谎的样子,于是就主动掏钱为她们补了票。两个小姑娘非要近平留下地址,说找到父亲就来还钱。近平推脱不过,就留了地址。后来,这两个小姑娘还真拿着钱找来了,一看近平是县委书记,很紧张,近平赶紧好言安慰,最后不仅没要她们的车票钱,还又给了她们一笔回家的路费。

      早在1939年习老主政陕北根据地时,某些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说是“陕北救了中央”,习老听到后立刻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是中央救了陕北。”在摆正位置、处理好与中央的关系方面,习近平完全秉承了父亲的优良传统,始终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作风务实,不喜欢发表政治宣言。

      如今,父子俩相隔25年先后担任党中央的书记处书记,主持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习老的晚年生活平静安详,保持着每天读书看报的习惯,他还特别喜欢听秦腔,兴致浓时自己也吼上几句,他是陕北人嘛。现在,他的骨灰已按照他的遗愿,安放在家乡陕西省富平县—那片他所热爱并抛洒过热血的黄土地。

      文章摘自《档案春秋》2008年第1期 俞惠煜(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曾于1996年至2002年担任习仲勋秘书)/口述 龙飞 晶晶/采访并整理 原题为《最后一任秘书眼中的习仲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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