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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教授撰文:蒋介石曾扩大日军伤亡数10倍
    日期:2014-03-22 21:29:59    编辑:27军事网    来源:
    王奇生 资料图本文摘自:中国新闻网,作者:王奇生,原题为《北大教授撰文:蒋介石曾扩大日军伤亡数10倍》抗战史研究是国内学界的薄弱环节。原因在于,抗战时期国军将领虚构
    文章《北大教授撰文:蒋介石曾扩大日军伤亡数10倍》由作者投稿编辑于2014-03-22 21:29:59 收集整理发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请及时向我们反馈。

    王奇生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网,作者:王奇生,原题为《北大教授撰文:蒋介石曾扩大日军伤亡数10倍》

    抗战史研究是国内学界的薄弱环节。原因在于,抗战时期国军将领虚构战情、虚报战绩、虚领军饷等情形十分严重,给后来的战史研究带来极大困扰。最近,学者王奇生接连阅读了三部国军高层人士的抗战日记。三人分别是军令部长徐永昌,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陆军第四十一师师长/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三人在抗战时期的职务,分别代表了国军最高作战指挥部、最高军法执行机构和战争前线的高级将领。三部日记中,两部是手稿影印本,字迹极其潦草难以辨认,显示作者下笔时未曾顾及他者和后来人的阅读。与其他“局外”史料不同的是,三部日记可视作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透露了不少外界不甚知悉或不大清晰的军界内情与详情。

    日军撤退,国军报捷

    张发奎说,“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

    张发奎晚年回忆录中,对抗日战争有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表述:

    我参加了三个重要战役: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说句真话,我从未取得过一次胜利,可是我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了敌军。在整个抗战中,我们一直采取守势。


    张发奎在回忆录中坦承:“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所谓粤北大捷、收复南宁,其实都是日军自动撤退。他虽然声称自己无法评论其他战区的所谓大捷,但仍忍不住指出:“三次所谓长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

    张发奎的说法,在徐永昌、何成濬、丁治磐的日记中得到了更具体、更细致的印证。虚报战绩、夸大宣传,是各国对外作战宣传的惯用手段。抗战时期,国军各高级长官谎报战功更属常态。如敌人攻占某地后,有时无意长期占据,会主动撤出。每当遇此,前方将领均会以“大捷”向上申报和对外宣传。中央虽明知内情,也往往认可。抗战时期的很多“大捷”大体如此。直接与闻军事委员会的最高决策的何成濬,洞悉各高级长官之虚报内情。蒋介石有意“缩减”国军伤亡

    蒋介石高估日军伤亡人数,“缩减”国军损失。

    与何成濬相比,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前线作战情形更为了然。他每天会将各地战况和部队的动态记录于日记中。如徐对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伯陵)的谎报军情和虚假宣传,在日记中多有记载。以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为例,对敌我伤亡人数,徐永昌一直未能得到确切的数据。

    第九战区在不同场合的宣传口径并不一致,如毙敌人数有“三万几千”和“四万一千”之说,俘敌人数有“八千几”与“二百四十七”之说。到10月25日,军令部次长林蔚向徐永昌转述从蒋介石那里听到的湘北真实情形:

    一、湘北战之序幕,敌人扫荡大雪山时,战区所报我军如何转出反包围敌人等等,完全子虚,斯役我第四军吃亏极大。

    二、敌人打过汨罗江以后,我军已无有战斗力之军师。三、所报俘获敌人不到十个,枪许有几支,余可想矣。

    徐永昌获知这一情形,大为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 然而,第三次长沙会战时,薛岳故技重演。而这次徐永昌似乎对薛岳所报战绩信而不疑。他在1942年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第九战区报告,第三次长沙会战,各部实报俘获统计如下:中队长以下一百三十九名,步骑枪一千一百三十八支,轻机枪一百零二挺,重机枪十三挺,山炮十一门。我军真正胜仗,第一次台儿庄,第二次昆仑关,第三次即为此次长沙会战,其俘获尤属空前。

    而何成濬日记中对第三次长沙会战则有不同的描述:

    (军事委员会)会报时,主席宣布关于湘北三次会战,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之报告云,我军伤亡官兵二万九千余,倭寇死伤五万余,在场诸人均笑斥之,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各处作战报告,本多有不确实处,然向无如此之人之甚者。

    不仅前方高级指挥官“宣传太过”,最高统帅蒋介石也很重视战争中的宣传。蒋介石对于日军方面公布的伤亡数字,常以10倍去估算,如1938年5月日本方面发布开战以来日军战死59098人,蒋推断其实际战死者当在59万人以上。当1940年2月日方广播声称在广西击毙国军8000人的战绩,蒋则推断国军死亡“并不过千,损失必不甚大”。

    英美称国民党宣传太过

    由于国军的宣传,日方撤出时有意不对外宣告,以免成为中国方面作战胜宣传的机会。

    1943年7月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英国方面认为“我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信,尤以报告敌人伤亡数目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称敌方伤亡三万,超过不啻十余倍云云。”

    美国方面同样对中国处理战事新闻的“不实”颇多訾议……如此宣传之结果,使华盛顿之军火局认为毋庸立即对华增加援助,因中国军队能自击败日本。……故中国每日夸张胜利,对于美国人民仅能产生恰然相反之效果。”


    日军方面深知,他们每次撤退时,都会被中国方面宣传为“大捷”,故有时攻占某城而又无意长期占据时,有意不对外宣告,以免撤出时成为中国方面作战胜宣传的机会。

    美国学者易劳逸拿欧洲战场的情形相比较:“为国民党军队说句公道话,它在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八年,与法国(它对德国的抵抗在仅仅六个星期的战斗后便崩溃了)和英国(它从美国得到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中国军队的抵抗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本文所呈现的虽多是战时国军若干负面的特质与面相,却无意否认国军坚持八年抗战的伟大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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